当梁山打出“替天行道”旗号的时候，招安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。
倘若天道不行，就会有“革命派”和“投降派”的争议，实质在于是革命还是改良，是颠覆还是修补。“替天行道”也有两种含义，一指带天行事，纠正无道偏差；二指以我为天，取无道而代之。若从字面上解释，这两种都解释的过去，差别是“天道”何在，由谁代表？或者说，对“天”的合理合法性有没有异议和置疑。
如果结论是天空仅被乌云遮盖，只要拨云见日，天下就会阳光普照。那正是宋江的政治理念，按水浒的话：“至今徽宗天子，至圣至明，不期致被奸臣当道，谗佞专权，屈害忠良，深可悯念。当此之时，却是蔡京、童贯、高俅、杨戬四个贼臣，变乱天下，坏国、坏家、坏民。”这话的潜台词是：“体制是好的，但运作体制的人坏了。”套一句伟人的精辟评语：“只反贪官，不反皇帝。”
宋江曾有豪言“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黄巢“不丈夫”之处是取而代之的私念，而他宋江则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偏狭想法，是光明磊落的，大公无私的，一心为国为民的。至于如何才能拨云见日，这尚未在他的算计之中。那是第二步的事。首要的乃是如何从为体制不容到融入体制。何况俗语不是也说了？“乌云遮不住太阳”。只要有一天皇帝忽然梦醒或被唤醒，重新焕发第二春就可以了。到水浒的最后一回，被奸臣毒杀的宋江曾魂邀徽宗梦游梁山泊，并倾诉冤情，弹劾奸贼，结果是冤得伸而仇不得报。“至圣至明”的天子仅仅认可了他的忠心。
在下倒不同意招安等同于投降，就宋江而言，两赢童贯，三败高太尉，取得五次反围剿的胜利，均出于自保和为谈判赢得筹码，让朝廷不敢过于相逼，并非旗帜鲜明地反对体制，站到其对立面上。没有真正意义的反叛和对抗何来投降？不过被怀柔，被安抚，被赦免，被收编而已，以前的冲突可当作一时气愤的过分举动，属“人民内部矛盾”，作些简化处理或一笔带过即可。
韩非子说过一个故事：楚人和氏有一天挖到了一块宝玉，拿去献给楚王，却被鉴定为顽石。楚王大怒，砍了他一条腿，后来这位楚王的儿子登基，和氏以为时机到了，又再度进献，结果又当成骗子，被砍掉了另一条腿。等儿子的儿子即第三代楚王上任之后，无腿可砍的和氏抱着那块宝玉哭了三天三夜，可谓惊天动地，第三代楚王派人前去询问：“不就是犯了错误受罚而已，为什么要如此大呼小叫，扰乱社会秩序？”和氏的回答耐人寻味：“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诳，此吾所以悲也。”此话打动了君王，这块玉终于得以重见天日，流芳百世，被命名为“和氏之璧”。
宋江就好比楚人和氏，身怀忠君爱国的宝玉，却被视作叛逆谋反的顽石，想献给天子，竟屡遭挫折，颠沛流离，被迫走上了对抗体制的道路。不过献宝的愿望却一日未曾断绝。终于有一天这块玉被勉强接受了，可惜却不是因为宝玉的珍贵得到了认可，而是顽石的坚固难以撼动。如此一来，比之和氏，宋江的下场更为悲惨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他虽深通权谋，狡诈多智，却始终放不开，舍不下一个忠臣梦。“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诳”这句话用到宋江身上更为贴切。
宋江接受招安之后，手下有三五千人离开，但107条好汉中虽有不少人不甚赞同，却并无一个请辞。盖所谓“上应天星，生死一处”，他们和宋江是都被相同的道德观“忠义”所约束，有本质相同的信仰。“忠”是宋江心愿，“义”是好汉们的理念，宋江无条件尊奉体制，好汉们则无条件服从宋江，如果需要指责宋江的话，那么沦为帮凶的众好汉似乎也该负一份责任，或者说，也可算作和氏家族的传人。
不过也且慢就此责其“愚忠”，甚至贬之为“奴才”。宋江有武装而不谋对抗，好汉们有看法却仍然跟随，这与和氏有宝物却不私藏或图个高价，非要献给君王是出于同理。因为在和氏看来，只有君王才是宝物的归属所在，才配拥有宝物。这同一个虔诚信徒认定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真理或权威，满怀敬畏崇仰之心，甘愿付出一切的宗教效应是相通的。“相信”的力量就有如此强大。现代人就不会犯这种傻了？呵呵，也未见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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